以下文字及图片选自《晓说》（高晓松）第三十七期视频‘光阴的故事—华语乐坛三十年’
“我心里的华语流行音乐是从邓丽君和刘文正开始的，因为在那之前，也说不上有什么流行音乐，也不知道什么流行音乐，就是晚会上偶尔听一首好听的歌，像《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这个东西也说不出来它是个流行音乐还是个民族音乐。在这之前听了很多苏联歌，第一次听到有爱情、有人味的歌曲。换句话说，在这之前，听的音乐有的还挺好听，可是里面没什么和人情有关的东西，第一次听到了让自己特别痴迷的，就是邓丽君的歌。之前在拉斯维加斯，我给席琳?迪翁监制一首新歌，在Caesar’sPalace（恺撒宫酒店）里看到一张邓丽君的照片，青春无比，应该是年左右的，特别感动。然后他们告诉我，这是拉斯维加斯第一次请了一位华人和亚洲的歌手来唱歌。那个时候邓丽君也就二十出头，青春洋溢，眼睛明亮极了。可能现在的人觉得邓丽君不是什么大美女，可是在我们那一代少年心里，邓丽君就是女神。那一次邓丽君唱了两场，每场都爆满，在美国西部居住的所有华人都蜂拥而来。邓丽君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我们第一次听到了歌唱爱情的歌，然后听到的都是那种美好的感情，不像今天的爱情歌曲，听到的都是爱情的愁苦。今天一打开电台、上网，听到的爱情歌曲都是一种痛楚，好像爱情就是一特别难的事儿，死活爱不了。今天的爱情歌曲都是治愈系爱情歌曲，都是安慰你，说算了，没爱也就这么着吧，要去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好像爱情是一个需要粉身碎骨、玩命的东西。但是在我们成长的时候，听到邓丽君的歌曲可没这么觉得，我们听到的是爱情是人生中最应该的、最天然的、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爱你，就特别好、就特别美丽，即便是小城里青梅竹马的爱情，两个人一起去买菜都特别好。那时候我还记得邓丽君有首歌叫《陪我去买菜》，特别有意思。
当时不知道邓丽君会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人，因为那时候门缝刚刚开了一点点，吹进来一点点声音，以为外面到处都是这种歌声，我们偶然听到了邓丽君，幸福得不行了。然后我还买了她那个“岛国情歌”系列，因为邓丽君鼎盛时期在日本，她不少代表歌曲都是日本旋律填的中文词，然后还得偷偷听，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被管教说听邓丽君的歌是一件不健康的事情。我记得一直到我都已经进入唱片行业了，去电台里做节目都还告诉我，不能提“邓丽君”这三个字，那个时候邓丽君的歌被称作靡靡之音，只能在家里偷偷听。
那时候也听到了一个特别漂亮、干净、高亢的男声，叫刘文正。今天大家可能对邓丽君还有记忆，但是对刘文正，年轻人都快不知道了。刘文正当年应该说跟邓丽君齐名，在台湾算是那一代最大的巨星。刘文正当年急流勇退，在最辉煌的时候退下去了，这么多年一直传说，在哪儿哪儿看见刘文正了。那个时候的刘文正跟邓丽君是旗鼓相当的，现在回忆起来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听的邓丽君的歌全是磁带，有的还是盗版的磁带，有的干脆就是翻录的，都是我们自己手写的歌名什么的，但是听到刘文正的歌，都是一种今天的人完全没有见过的东西，叫作塑料薄膜唱片。有一些怀旧的人家里还有唱机，但是大家留的唱片都是那种黑胶大碟，看着很威武，那个东西很贵，那个时候一张黑胶大碟可能要卖十几块钱，而一个工人那时候一个月才挣十几块钱，很少有人有的。但那时候出来一种五毛钱一张的，非常有意思的半透明的那么一个玩意儿，特别薄，当时听的刘文正歌曲大多都是这种。要是从德国带回来的唱机，基本上都听不了这个，因为德国的东西特精密，我们的塑料薄膜唱片上面的颗粒很粗，听着听着就把唱针拉掉了，得重新把唱针装上再去听。刘文正的高音很好，唱的都是“让我们看云去，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等等，更多的是少年的那种憧憬，那种干净的心灵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邓丽君很单纯的爱情，以及刘文正阳光少年似的音乐熏陶下，觉得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只要简单地阳光地成长，做一个追风少年，只要勇敢地去爱，人生就齐了，就是这样。这是我印象中最开始的华语流行音乐。
然后我就觉得迎来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时代，叫解冻时代。在这个时候，积蓄了很久的民间力量开始绽放出来，就像从冰缝里或者从雪山顶上，开出各种各样伟大的花一样，开出了雪莲，开出了怒放的那些东西。当年摇滚乐的巡演叫作《怒放》，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因为那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到，两岸有那种隆隆的雷声传来，振聋发聩的声音来了，这就是以我最热爱的，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觉得是华语流行音乐丰碑的罗大佑和我们的以崔健为代表的声音。当时的声音之响亮，今天没有一个流行音乐家，或者哪一个歌手能够做到，今天大家只能做到在自己粉丝的耳朵里比较响亮。在当时，罗大佑单枪匹马的呐喊，震动了整个台湾社会，而且单枪匹马那么多年，和台湾各种各样的东西战斗，他是一个战士。
今天回头看，他们当时呐喊的那些东西，震动的那些东西，撬开的那些沉重的东西，其实影响了一代人——我们那些年轻人的心灵，于社会的进展作用并不是很大，但那个时候的呐喊的确很响亮，很响亮。当时罗大佑的歌有三首是分别献给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献给台湾过去的，就是我们那代人都会唱的《鹿港小镇》，“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华语的歌词是这么写的，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请问你。罗大佑开创了很多第一次，不光是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他的技术也是开创性的。他用华语写的歌词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之前的邓丽君、刘文正，还相当于延续了民国时的那种文字方法来写歌词，罗大佑第一次用了大量崭新的语法来写，《鹿港小镇》献给台湾的过去，《亚细亚的孤儿》献给台湾的现在，非常好听、沉重的一首歌。大家如果能感同身受，我觉得听歌的时候，一定要经常把自己换位到创作者那个位置去，然后你会特感动。因为台湾那个时候，真的是亚细亚的孤儿，好像是在风中飘荡，未来也不知道去哪里的一个孤儿。写给台湾未来的就是《未来主人翁》，他不希望未来的孩子们都变成电脑儿童，未来的孩子们都怎么怎么样，今天看来，一点儿都没有说错，今天的孩子们确实都成了电脑儿童。而那首歌里，开创性的“就这么飘来飘去”这句词，唱了数十遍之多，但听着却根本不觉得烦，你会一直听，会一直跟着唱“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我觉得只有大师年代的歌曲，才会最后连续重复数十遍这样的几个字，你还觉得很好，因为它前面三段特别好——罗大佑特别喜欢写三段歌词，严重影响了我，我后来也很愿意写三大段，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赋、比、兴，先赋，然后比，然后兴。
你走过林立的高楼大厦穿过那些拥挤的人
望着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泛起一片水银灯
突然想起了遥远的过去未曾实现的梦
曾经一度人们告诉你说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在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每个人在痴痴的等
每个人的眼睛都望着那象征命运的红绿灯
在红橙黄绿的世界里你这未来的主人翁
在每一张陌生的面孔里寻找儿时的光荣
每一个今天来到世界的婴孩
张大了眼睛摸索着一个真心的关怀
每一个来到世界的生命在期待
因为我们改变的世界将是他们的未来
别以为我们的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
我听到无言的抗议在他们悄悄的睡梦中
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
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
每一个今天来到世界的婴孩
张大了眼睛摸索着一个真心的关怀
每一个来到世界的生命在期待
因为我们改变的世界将是他们的未来
有一天孩子们会告诉他们后代你们要守规矩
格言象玩具风筝在风里飘来飘去
当未来的世界充满了一些陌生的旋律
你或许会想起现在这首古老的歌曲
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
...............
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
我们不要一个被现实生活超越的时空
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远模糊的地平线
我们不要一个越来越近沉默的春天
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
我们不要被你们忘怀变成钥匙儿童
飘来飘去……
我们需要阳光青草泥土开阔的蓝天
我们不要红色的污泥塑成红色的梦魇
罗大佑当时有无数歌曲影响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在大学草地上骗姑娘的时候，开场曲永远都是唱罗大佑的《恋曲》，“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等等，先把姑娘忽悠住了。然后唱着唱着，每次唱到最后，永远都唱《光阴的故事》，《光阴的故事》也是一代人的挽歌。当时唱的时候，觉得原来光阴这么美好，等现在唱的时候，我的光阴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改变了我一个人，改变了两个人，改变了我们。然后那些多愁善感的日子，全都被他写进去了。《光阴的故事》是歌曲创作里一个突破性的写法，就是没有赋和比，直接上来就是兴。这个是很难的，一般我们写歌，大部分人写歌都是先要赋，就是写一些细节，比如我和你发生了什么事儿，比如《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等，然后再比，讲个故事，最后兴，“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这是最标准的，罗大佑很多歌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光阴的故事》上来就是“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而且一直兴到尾，而且你还不觉得烦，你不觉得没有具象的东西，没有画面感，因为每个人已经用自己的青春填补了它前面的赋和比，然后当它兴的时候，就完全打到你心里了，因为他写得非常准确而美好。
《光阴的故事》还有一个写法，也是后来被无数人学习借鉴的，就是副歌的写法。三段副歌其实词是一样的，只改了两个地方。第一段是“流水它带走了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第二段是“流水它带走了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最后一段是“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它开创了在连续反复中，改变中间一两个字，一下子就觉得光阴就这样过去了。就那一点点的改动，却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其实是依赖于它这个特别好的结构，当然一点儿改动就变成“等待的青春”，“流泪的青春”跟“回忆的青春”。后来我们大批的创作者，也就跟着他写这种有意思的东西，包括它的语法，大长句。以前中国人的歌曲很少写大长句，就几个字，七个字，九个字，或者骈四俪六，自古韵文的写法，基本上就是那样。
当然罗大佑开创了各种大长句，写起来非常有意思，“为何梦中惊醒处处我看到的你，简直像看到的我自己”。后面也有，到现在我还给人讲，这个太好了，“轻轻问一声是否还要我再等，因为夜已这样深”，然后倒过来说，“夜已这样深，轻轻我想问一声，是否还要我再等”。再倒过来，“是否我要等，轻轻我想问一声，因为夜已这样深”。就是他开创了把华语这个词和流行音乐结合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且这些东西看着还不像古代的那种无聊的人去炫个技什么的，而是承载了很多东西——整个那个时代的声音，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最神圣的那种追求和信仰。那些歌里充满了那种信仰，同时又在技术上做了大量的探索跟创新，包括用电吉他，因为那之前很少用电吉他，听邓丽君的歌，都是管弦乐那样的，而罗大佑则用了大量西方的那种东西，包括摇滚乐的元素，Ragge（雷鬼）的元素，等等。
其实讲流行音乐写作，只拿罗大佑一个人，基本上就可以讲出流行乐写作各种各样的技巧，包括后来大家公认的夕爷——林夕，最开始也是跟着罗大佑工作。然后罗大佑到香港去发展的时候，他的那些粤语歌的歌词，大量都是林夕帮着填的，当然也是罗大佑有了基本的想法，因为罗大佑粤语不够好，林夕填，包括《皇后大道东》那些歌，林夕后来也终成一代大师。
总而言之，罗大佑在整个华语流行音乐上创造的高度，从内容到形式，就是从艺到术吧，都是无与伦比的，唯一小小的缺陷就是他本人的嗓子不够好。可是有一点也很奇怪，他嗓子不够好，你听他自己唱的那些歌，他每一首歌一定有一两个地方是音不准的，可是你又不觉得他有什么问题，所以可见这个音要准或者嗓音要怎么怎么样，其实是第二位的，因为他自己写的歌，他自己完全心里头充满了对它那种契合、默契。其实很多嗓子特别好的人唱过罗大佑的歌，但是我觉得都没有罗大佑本人唱得好，比如我听周华健唱过《家II》，“给我个温暖的陷阱和一个燃烧的爱情，让我这出门的背影，有个想找到家的憧憬”，其实周华健的嗓子特别好，但是他唱出来就觉得不是罗大佑那个味道。所以唱歌，我觉得体现出来的那种情感和味道是第一位的，那些具体的细枝末节，什么走不走音啊——当然你别走得太远了——都是第二位的。到今天我听罗大佑的歌，还是要听他自己唱的，除了一些个别的女声歌，像《海上花》这种的，他给电影写的歌，我觉得还能听女声，其他的还是要听罗大佑自己唱的。
我大学一年级时参加学校的会演，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一本雪莱的诗集；今年我去参加清华的歌手大奖赛，奖品是一部手机，有人赞助的手机。我当时还想，这个变迁是巨大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赞助商什么的，就是奖一本雪莱的诗集，当然就觉得特别幸福。当时我唱的就是罗大佑发表较早的一首歌，叫《闪亮的日子》，今天听起来还是依然觉得很美好，“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还记得，永远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今天来听他的歌，觉得充满了非凡的意义。
我是后来不管怎么认识他，也从来不敢在他面前聊音乐，包括崔健，我也从来不敢跟老崔聊音乐，因为他跟崔健是我少年时最大的偶像。有一天我最幸福，就是我们大家都喝多了，然后在一个酒吧里，罗大佑冲到台上去，唱起了歌，然后我和张亚东两个人到台上去给他伴奏，亚东弹键盘，我弹吉他，我们都会弹罗大佑所有的歌，然后他就在那儿唱，我在旁边弹琴，心里充满了美好。有一天，你抱着一把琴，坐在你少年时偶像的身边，为那些曾经深度地影响了你成长的那些歌曲伴奏，那种美好是无与伦比的。
讲到罗大佑，同时就必须讲到老崔——崔健。老崔是我们大陆流行音乐无人超越的一面大旗，到今天为止，我也是这么认为。他和罗大佑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两个不但是文化意义上、政治意义上的那种旗帜，还在技术上做了很多创新并立下了规矩和标杆，这才能叫大师。唱带有政治意义歌曲的歌手其实有很多，台湾现在也有很多，大陆现在也很多，就是讽刺社会呀，呐喊一下，但是他们在流行音乐技术上没有那种突破性的贡献。我猜老崔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我都不用讲，大家都知道，老崔在流行音乐技术上的贡献是完全可以载入史册的。老崔创造了另一套范式，首先他创造了一种唱法，这种唱法，在老崔之前，在台湾，在大陆，在华语的流行音乐史上都没有，他这种唱法，叫作模糊了押韵的意义。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用一种独特的、有风格的唱法，使他想怎么发这个音就怎么发这个音，所以他写的歌词，经常会不押韵，“那天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我看到了幸福”。他唱出来的时候，更有意思，因为他的唱法很独特。他把很多的音按照他自己的风格去发，尤其在重音方面，导致听起来特别顺畅。然后他的音乐也非常有特点，他第一次大规模引进了Ragge（雷鬼）这种流行音乐方式，在他之前的摇滚，不能叫摇滚了，只能叫有电吉他，他来了以后，用一种呐喊的方式，真的是摇滚起来了，包括写的歌词的文学水准，都非常高。我最爱的几个，比如《花房姑娘》，“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然后“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他的音乐最根本性的地方，是写到了人的内心最深处，而不是简单的爱情。老崔的歌里有爱情，老崔歌里的爱情是双关的，你可以把它听成爱情歌曲，也可以听成他对一个时代的情感，或者对国家的情感，或者对人民的情感，比如《花房姑娘》，或者《一块红布》这样的歌，你说他写的是什么？你可以说是爱情，也可以说完全不是爱情。我觉得写作到了很高端的时候才能做到，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怎么理解都觉得很贴切。
崔健影响了我们一代年轻人，以至于我们开始拿起吉他，拿起鼓槌，拿起贝斯的时候，人人都搞摇滚乐，包括那个时候组成的青铜器乐队，也是重金属，弄摇滚乐。我偷偷摸摸写了一首《同桌的你》，都不敢给大家唱，因为那时候自己完全不符合长发男生应该有的那种风范，就是那种，排练完了以后，累得不得了，还坐在那儿，抱把木吉他，说各位，我给大家唱两首骚柔的歌曲，又骚又柔。后来校园民谣在20世纪90年代——年、年，造成高潮的时候，我经常到处说，其实我们给了大家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80年代的大学生好像都是唱《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些歌曲的，都是些骚柔的歌，其实不是。那个时候是摇滚乐的天下，像我们那种骚柔的歌很少，包括我们自己写的也主要都是摇滚乐，只是偷偷摸摸地写一点儿那种骚柔的歌曲。在老崔的带动下，那个时候诞生了“光芒万丈”的大陆摇滚乐，也是大陆的音乐最开始能倒着影响到港台的时候。流行音乐一直到今天，还是以台湾为主，主要的工业化的流行音乐，是由港台来生产的，而大陆的这种“人文化”的流行音乐，也始终只是在某一个点上还能跟港台的过过手，不能称之为抗衡，就是不丢人吧，那时我们还没有工业化的包装。
那一代摇滚乐是非常伟大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我们排练，三个乐队用一套乐器，“青铜器”跟“黑豹”，还有当时叫“呼吸”后来改名叫“超载”的，以高旗为首的这个乐队，我们一起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传达室里，用一套乐器排练。我还记得在那儿听他们写歌，“人潮人海中……”（黑豹的《无地自容》）最开始写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全都是用脏话写的，但唱出来就播不了，后来才填进去有意思的词儿。
那个时候大家对流行音乐怀着一种神圣的信仰，只要听到一个好的，就到处传诵，看到来一个好人，都去围观。我还记得有一次听到臧天朔的《心的祈祷》，词也是我师傅黄小茂写的。有一个同学夜里一点钟敲我的门，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彩铃什么的，他听了一首好听的歌，他就背下来了，然后敲我门。我说什么事儿，他说你出来，到院子里我给你唱首歌，我就走出来。他就开始在院子里给我唱，“我祈祷那没有痛苦的爱”，我当时听了都傻了，我说这歌词写得真好。
那时就是这样，看到一个好的，就恨不得天天围着这人转。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听说来了一个叫张楚的人，他的音乐传遍了我们大学弹琴唱歌的圈子。那个时代的大学还留着唐宋时代的遗风，还愿意养文人，养流行音乐家。我记得那时候清华里就养了很多，当时的诗人，像俞心焦也都住在清华，张楚来的时候也住在清华，住在北大，住在中戏。那时候大家都很清贫，但反而愿意养，不像今天，今天流行音乐要他一分钱，说听歌要钱，他就说，我们老百姓都已经穷成这样了，房子都买不起，你还让我们听音乐给钱，你要不要脸。那个时候大家很清贫，一个月几十块钱，但是大家很愿意一起来养这些流行音乐家。张楚刚从西安来北京的时候，住在清华，到晚上，还有老一代的音乐家煮了几个鸡蛋到学校来，说不知道张楚吃没吃晚饭，在家煮了几个鸡蛋来给他。我那个时候在街上，正在走路，旁边人跟我说，那个人就是张楚，那个时候张楚还没发表过任何唱片，就在我们那个圈子里流传，我立即就飞奔回去追他。然后我说张楚，我特别喜欢你，我们就一起到了一个屋里，大家都抱一起，然后开始唱歌。他来北京的时候，最开始带来两首歌，一首《西出阳关》，一首《姐姐》，然后唱得大家都那种——哇！觉得太美了。
之后许巍来的时候，印象也特别深，那是在平安里的一个录音棚里见到他的。大家说，西安又来一个人，叫许巍，然后大家全都跑到那个棚里去，包括当时仅有的几个唱片公司的人，在那儿录他的小样，我们全体都站在录音棚里听。他当时带了两首歌来，一首《两天》，一首《执着》。然后他用他那种苍凉的大嗓子唱起了《执着》，大家听了，哇！好美好美！那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年代。就是媒体也很美好，那个时候的媒体和大家全都是一拨人，就是一起弹琴唱歌，一起喝酒谈音乐，然后一起坐在那儿看外国的演唱会，看得汗毛倒竖。听的唱片之多，今天的音乐记者全加一起，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一个人多。然后他们在报纸上、电台里，对每张唱片都怀着那种热爱的心情推广，包括他们说出来的那种语言，今天已经完全成为一种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都不敢说的美好记忆。
台湾那时候也是，台湾那时候由于有了罗大佑，诞生了热爱音乐的老板们，那时候滚石的段钟潭、吴楚楚、彭国华三位老板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滚石音乐是我们那代人，包括到今天也是华语音乐最大的旗帜。我还记得我们每个人的墙上都贴着一张滚石的海报，滚石所有的歌手全在上面，每个人戴一墨镜，特别酷，全叉着手，有人坐在地上，有人蹲着，有人站着，上面有一行字：在台湾，每一家唱片公司都在深夜聆听滚石的音乐。我当时觉得牛呀，因为它说的是每家唱片公司都在深夜聆听滚石的音乐，白天是竞争对手，夜里你也得听。那些人在那儿站着，那些人都是什么人，罗大佑这样，李宗盛这样，所以牛啊！
我记得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灵》，也是对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写作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他那种唱法、写法，还有那种和弦的编法等，后来也成为了台湾流行音乐的标志。李宗盛刚出来的时候，那些东西都是特别新鲜、漂亮的。在我们行业里叫他大哥，大家就知道说的是李宗盛，不用说李大哥。继续说滚石那张海报，上面也有齐秦。齐秦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吉他起到空前的作用，因为那些唱片里的木吉他是最明显和漂亮的。那个时候齐秦才貌双全，嗓音又漂亮，几乎是鹤立鸡群，每个人都弹着齐秦的那些木吉他。我还记得《冬雨》或者《外面的世界》的前奏，每个人都能弹。海报上还有齐秦的姐姐齐豫，站在旁边。齐豫那张唱片《骆驼?飞鸟?鱼》，至少名列台湾最伟大的唱片前十名，也是滚石出品的标杆性唱片。齐豫凭着她那种空灵美好的嗓音，还能唱英文歌、法文歌，尤其晚上听齐豫的歌，有一种特别辽阔悠远的感觉。那个时代流行音乐给人的感觉，不是今天消遣性的，玩一玩。那时候的十大流行音乐，被两岸三地的音乐家，一起努力提升到了完全和电影、文学、绘画、戏剧同一个高度，那个时代流行音乐承载了时代的呐喊，也承载了每个人的心情，是毫不逊色于其他文艺类型的。
今天的流行音乐，好像在人们的心里没有电影、文学那么有高度，但是那个时候不一样。滚石代表了当时台湾最美好的音乐，今天回头看，也代表了台湾流行音乐最伟大的时代。后来滚石的老板们分开了，吴楚楚跟彭国华又创办了台湾另一家伟大的唱片公司——飞碟，当时飞碟的口号是“飞碟群星耀亚洲”，飞碟里面有苏芮、王杰等大批优秀的歌手。苏芮也是台湾标杆性的歌手，邓丽君、刘文正之后，发出第一声电闪雷鸣般振聋发聩的唱片是《搭错车》。当时年轻的罗大佑在里面写了《是否》，由苏芮唱，梁弘志写了《一样的月光》，侯德健写了《酒干倘卖无》，等等，在那一张唱片里，在那一部电影里——《搭错车》。有一天，我跟苏芮一起做节目，还讲到这张唱片，我说你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你把台湾当年那一代才华横溢的音乐家的歌全给唱了。后来飞碟又卖给了华纳，彭国华从飞碟出来创办了风华音乐，张惠妹就是风华做出来的歌手。
流行音乐最重要的，不光是这些音乐家、歌手，那些有理想，有梦想的老板们，也举足轻重。如果老板纯粹是商人，或者像我们以前文工团、电视台这种体制，是没办法做出创新性、标杆性的东西来的。当然我们这边也做了很多努力，包括我跟我师兄宋柯也做了麦田音乐，绵延了十几年。然后从麦田开始，到华纳的麦田，太合麦田，我们也希望能一直怀着有良心的这种态度来做音乐，包括我们做的朴树、叶蓓，等等，包括麦田后来收购了红星音乐，也吸纳了红星音乐最早的田震、郑钧、许巍等。当时麦田跟红星算是大陆最有追求的两家唱片公司，分别做民谣跟摇滚，但是现在合并成一家了，都在太合麦田。虽然我们没能做成港台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的流行音乐，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些独立的厂牌，努力把大陆的人才留住，让大陆的流行音乐得以保留和延续，虽然不是一条线或者一个面地发展。
做摇滚的厂牌除了红星以外，还有摩登天空，摩登天空也有15年了，麦田音乐已经有十六七年了。大陆最早的唱片公司，大概也只有20年历史，从年才开始有，最早的两家就是正大跟大地。大地做了我们的校园民谣系列，我的那些作品，就是在大地发表的；当时只有两家唱片公司，我们最开始想要送到正大，我还记得正大的音乐总监是台湾来的叫孙仪，他写了《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歌词，说这样的词怎么能写到歌词里呢，什么什么半块橡皮，这不行。可是拿到大地，他们就特喜欢，就说明音乐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大地当时的总监，就是我师父黄小茂特别喜欢，在那里开始发表了，于是我们也来到这个行业。
我们给大陆流行音乐也算做了一些小小的贡献，也是我到今天为止很欣慰的地方。我在年开始做自己作品的巡回音乐会，每当看到万人体育馆里，齐唱自己的好多作品的时候，看到大家一起流泪、怀念起有这些歌陪伴的青春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流行音乐是很美好的。它陪伴我们度过了成长和青春、爱情，某一天的夕阳，或者某一个早晨的泪水，让我们觉得特别欣慰。每当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就觉得我可以原谅自己了吧。其实我特别感谢流行音乐，每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有可能有的人没有电影的陪伴，有的人没有文学的陪伴，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没有流行音乐陪伴，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不管今天它改名叫娱乐业也好，叫作什么也好，大家还是会努力做下去。虽然今天已经远远不是那个黄金年代了，但是我猜下一个黄金年代还会来，还会有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家、年轻人，以及一大批优秀作品陪伴我们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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